好文：中國教育需要一場革命
2006-05-12 10:23:08發(fā)表于《網易》 來源: 江蘇公眾科技網
１９９８年歲末，在職工下崗、股市低迷、房市疲軟和頻繁的建筑事故之中，從北京中關村傳出了一聲號角，它似乎在一夜之間就傳遍了中國大地，校園里、家庭中、電視廣告中和每一個書攤報販，都在互相傳說著一句富有魅力、而且有些神秘的話語——學習的革命！
那一天，我路過軍事博物館，看到懸掛在樓前、寫有“學習的革命”的巨大紅色橫幅在寒風中微微飄動，不禁深為震動，也有一些感動。無論如何，一個亟待被重視、急需被關注的問題，就這樣忽然被顯著地放大了，盡管每個人從中的解讀并不一樣。
在世紀末的冬天，看到這句口號，令人不勝感慨。作為中年一人代，我們對這樣的號召實在太熟悉了。事實上，我們是在接連不斷的“教育革命”中長大的。１９５８年鬧“教育革命”，我已上小學，卻只有打麻
雀、揀廢銅爛鐵的記憶。１９６４年前后的教育改革，我在上中學，所受益的是每天下午必須到操場去參加體育鍛煉。１９６６年，毛澤東發(fā)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tǒng)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的號召，發(fā)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離開了學校。那個荒唐時代的深重災難，使許多人直至今日，看到“教育”與“革命”這兩個詞語的組合，都會產生不適的反應，書聲朗朗的５０年代成為田園詩般美好的回憶。這多少可以解釋以后的事態(tài)發(fā)展：７０年代末，當我們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撥亂反正、探索改革開放的新路之時，教育界恢復、重建的努力，卻是重新回到５０年代，從而錯失了在新時期的制高點上發(fā)展前進的歷史性機遇。
從１９０５年廢除科舉、建立新學開始，中國現代教育的發(fā)展將近百年，大致是前５０年學習借鑒美日，此后模仿移植蘇聯(lián)的歷史。８０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走出蘇聯(lián)模式。新中國取得的教育成就有目共睹、眾所周知；作為新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發(fā)展時期，８０年代以來中國教育獲得了迅猛的發(fā)展，速度不可謂不快，成效不可謂不大，教育體制改革也在逐漸推進之中。然而，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同樣眾所周知的是，在我國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的同時，一些基本的教育問題并未得到很好地解決，經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和“眾矢之的”；“教育危機”的警報此起彼伏，從未停息，一些教育弊端令人始料不及，發(fā)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
就教育自身而言，這種落后主要體現在陳舊落后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上。雖然教育的規(guī)模、培養(yǎng)能力獲得了巨大發(fā)展，但平心而論，教育內在的品質并沒有獲得相應的改善：教育的主體性和人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尚未確立，處于政治沖擊和經濟擠壓的雙重困窘之中；教育至今尚未成為面向社會的開放系統(tǒng)，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大眾日益高漲的教育需求；現代學校制度尚未建立，高等學校尚沒有充分的辦學自主權；高等學校脫離社會發(fā)展、效益低下、官本位等弊端，致使學校缺乏活力，學術品質惡化，人文精神、大學精神的流失和人才流失同樣嚴重；曾被稱為“最后一塊凈土”的教育領域的種種腐敗現象漸趨嚴重，令人關注。尤其是，８０年代以來，中小學教育陷入應試教育的熾烈氛圍之中。應試教育對民族文化素質的損害和對整整一代人身體心理素質、人格和智力發(fā)展所造成的嚴重傷害，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越來越清晰地顯露出來。傳統(tǒng)的教育制度、教學管理和師生關系，已經成為青少年個性發(fā)展和創(chuàng)造性培養(yǎng)的障礙。時至今日，全社會性的人才危機并未過去，我國最優(yōu)秀的青年人才仍然在源源不斷地流向國外，我國與世界教育和科技先進水平的差距仍在繼續(xù)擴大。與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相比，教育不僅仍然處于弱勢地位，其滯后于社會變革的體制落差正在拉大，成為社會現代化的制約和瓶頸，教育系統(tǒng)被詬病為計劃體制的“最后一個堡壘”。
站在２１世紀的門檻，面對信息時代的挑戰(zhàn)和激烈的國際競爭，面對世界范圍內風起云涌的教育改革，中國教育需要正視現實，需要居危思危！教育改革刻不容緩，民族的教育精神需要一次新的振奮——就像１９７７年鄧小平恢復高考制度那樣，中國需要一場學習的革命和教育的革命，中國的教育生產力需要一個大解放！
一位教育家說：教育學的基本問題是古今相同的——什么是教育，應當怎樣教和怎樣學。然而，在現實的教育發(fā)展中，后者往往模糊和取代了前者。的確，今天當我們大力推進“教育現代化”之時，對于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這樣的基本問題，卻似乎越來越說不清了。我們已經習慣了按照領導人的言論作為不同時期的教育宗旨，按照主管部門的文件、嚴格的計劃、統(tǒng)一的教材、大綱和時間表組織學校教學。在這個過程中，兒童的個性、地位漸漸消失了，人的音容笑貌漸漸消失了……
這個答案從前曾經是確定的和鮮明的。當孔子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古希臘人說“身心既善且美”、拉伯雷說培養(yǎng)“全能的人”、盧梭說“既能行動又能思想的人”時，教育曾經是一件非常理想主義的事。它有時被視為塑造人類靈魂的工程，有時被視為實現社會平等的偉大工具，但它首先是基于一種人類情感，一種人道主義的博大愛心和悲憫情懷。想一想曾感動過幾代人的《鄉(xiāng)村女教師》，那個執(zhí)拗的瓦里華拉·瓦西里耶夫娜 ——她曾經是教師人格的典型寫照。
在中國的新教育創(chuàng)建之初，教育仍然是充滿理想的。一大批受過西方教育的“洋博士”、“洋教授”，脫下西裝、長衫，到農村、工廠、難民和流民中去辦學。他們是一群充滿平民意識的“精神貴族”，是一群身體力行的理想主義者。在那種社會動蕩混亂、教育條件極其惡劣的環(huán)境中，他們仍然對教育保持著一種十分理想主義的信念，始終未曾迷失，也未曾降低過對人的關注，對人性的張揚，對民主的、大眾的、活的教育理想的追求。在延續(xù)千年的中國封建教育的大傳統(tǒng)之后，它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另一個十分重要、不可忽視的小傳統(tǒng)。
早在本世紀初，五四時代的志士仁人就發(fā)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魯迅認為對兒童的教育，主要是“理解”、“指導”和“解放”；要培養(yǎng)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蔡元培認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fā)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其原則是“展個性，尚自然”。蔣夢麟認為，教育的產出是造就“活潑的個人”、“能改良社會的個人”、“能生產的個人”。陶行知倡導的“生活教育”，反對那種死讀書、讀死書、培養(yǎng)少爺小姐書呆子的教育，主張“為了生活而教育”、“依據生活而教育”，培養(yǎng)活生生的人，有行動能力、思考能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人。而陳鶴琴所倡導的“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這種教育理念在今天看
來仍然是十分現代的，與７０年代以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倡導的“學會生存”、“學會關心”、“學會學習”等理想一脈相承，與今天我國各級教育普遍盛行的滿堂灌、填鴨式、考試至上、分數至上、造就考試機器的現實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只要約略檢視一下五四先驅當時的抱負和視野，就不難看出我國當前的教育就其精神實質而言，離現代教育還何其遙遠！
封建科舉式的教育在當代的復活強化說明，未經更新轉化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不會自動成為社會現代化的動力；警惕、批判和改造傳統(tǒng)教育，始終是中國實現教育現代化的基本任務和緊迫的主題。中國教育需要更新傳統(tǒng)的教育“軟件”，需要高揚“人”的理想，需要重建師生關系，而要弘揚五四的文化精神！
１９９８年，中央政府確定了科教興國的戰(zhàn)略，全社會熱切企盼為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時代的到來和下一個時代的國際競爭做好準備，企盼著教育、科技領域的進一步改革和開放。
作為一項巨大的社會工程和系統(tǒng)工程，教育改革千頭萬緒，其難度和復雜性可想而知，但改革的策略應當是明確的：制度改革優(yōu)先，以教育體制改革為核心和龍頭。教育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社會各個方面其實已經形成高度共識：教育部轉變職能，下放教育權力，面向社會開放教育，使學校成為依法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使教育重新成為充滿活力的、全社會共同參與的事業(yè)。當前最緊迫、最重要的教育制度改革，在我看來主要是兩項：高考制度改革和高等學校辦學體制改革。應當認識的是，教育不僅應當改革，而且能夠改革。任何現行的制度都不是天經地義、從來如此的，每一項現實的制度改革、社會工程都是可解的、有解的，而且有不止一個解。但是，重要的是改革的方法也許首先需要改革。縱觀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莫不經過朝野上下曠日持久的公開討論，從而形成一場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教育改革運動，這實在是一場真正的教育改革必要的思想前提。中國的教育改革需要新思路、大舉措，需要廣開言路，需要動員海內外志士仁人的集體智慧，需要最廣泛的社會參與，需要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
教育現代化的浪潮正在澎湃，社會進步的歷史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如人們所預感的，世紀之交的中國教育正面臨繼本世紀初建立新學、５０年代移植蘇聯(lián)模式之后的第三次巨變。讓我們共同努力，迎接這一歷史性變革的早日到來。
（作者：楊東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