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教育的出路在恢復科舉
季羨林、任繼愈兩位學界耆宿的相繼離世，令世人唏噓。兩位老人的處世哲學都很低調(diào)，不過相對于季羨林，任繼愈的面孔對公眾而言似乎更顯陌生。
深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任繼愈不僅在哲學和宗教學上頗有建樹，對教育也有著獨特的思考。
他把總結(jié)中國古代精神遺產(chǎn)作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無論時局如何變遷，始終在學海中浮沉，為教育盡力。
2006年，在勉強應允央視《大家》欄目的第一次采訪后，任先生卻主動給編導打電話，說要接著談談中國的教育，“我有話要說。”任繼愈支持中國教育改革，但是開出的方子卻是——“恢復科舉”。
在教改依然任重道遠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聆聽任先生對于教育的思考，這亦是對先生的紀念。
任繼愈，字又之，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
出生于山東省平原縣一個國民黨軍官之家的任繼愈自幼就喜歡刨根問底。家里放了本《
黃帝內(nèi)經(jīng)》，他也翻著看，“似懂非懂，知道是本醫(yī)書”。據(jù)他生前自述，18歲考入
北京大學前，中學成績并不拔尖，分數(shù)排名中等偏上，但發(fā)下成績單后他都會查找出錯原因，并整理成集。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澤東忽然把時任北大哲學系副教授的任繼愈找去。“惴惴不安”，任繼愈隨后向生前同事、學生、北大哲學系宗教學教授樂峰講述那次會面時，用了這個詞。
見面第一句話，毛澤東就說你的書我都看過，“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在毛澤東的批示下，次年任繼愈受命組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為中國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其后，他編出《中國哲學史》四卷本，獲得教育部特等獎，長期作為大學教材，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直至臨終，他仍在撰寫《中國fo教史》，此前已完成一至三卷。他在
昏迷中還斷斷續(xù)續(xù)地念叨：“改稿子，300頁”；“大藏經(jīng)”……
任先生個人認為，提出“儒教是宗教”是他最大的學術貢獻。有人評價：“這一判斷改變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性質(zhì)的看法，是認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本來面貌的基礎性理論建樹�！�
不過，任先生“并不是一味從傳統(tǒng)文化或者封建文化的復位的角度來研究的，而是有著批判精神”。他對教育的看法也是如此，任繼愈托名“科舉”不是單純“復古”，在任先生的心里，科舉的“科”，應該是“科學”的意思，科舉的“舉”，應該是“舉薦人才”的意思。任先生的“科舉”改革，實則是倡導建立起一種全新的“科學舉薦人才體系”。
他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87年到2005年任國家圖書館館長期間還兼任北大教授、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但他卻建議國家取消“博導”的稱號。
陳腐的并不是科舉這個制度
我國歷代科舉制度的優(yōu)劣，任先生一一梳理過：唐朝考詩賦文學；宋朝考議論時政；明清時期考八股。目的是以“求才為本”，考題沒有標準答案，以文章來創(chuàng)造性地闡發(fā)主題。后來明清時期的“八股文”之所以名聲不好，就是嚴格要求學生按照朱熹注釋的“四書五經(jīng)”寫作答題，才走到了選拔人才的死胡同。1870年英國文官制度的建立，直接借鑒我國的科舉考試，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德國、法國、日本以及第三世界一些國家也都確立了現(xiàn)代文官制度，可見這種制度有它的優(yōu)勢所在。
我從事教育幾十年，一輩子一直搞這個，我就眼看著教育的路子走得不大對。一再說減輕孩子們的負擔，減不下去。咱們的孩子課外閱讀時間是世界上最少的國家之一。
在國際上，各種奧林匹克競賽我們都是拿金牌的，可數(shù)學家丘成桐說過，數(shù)學競賽不會培養(yǎng)出人才來。他是培養(yǎng)做題、解題的能力。這樣子怎么能創(chuàng)造呢？我們一再說創(chuàng)新，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怎么創(chuàng)呢？咱們的教育方法不使他創(chuàng)新，有創(chuàng)新能力施展不開，分數(shù)卡得死死的。高考就是指揮棒，高考指揮到高中，高中指揮到初中，初中指揮到小學，一直到幼兒園。以前我們上學的書包一個肩膀就能背，現(xiàn)在兩個肩膀背起來，我掂了掂很重，十好幾斤。有的小孩含著眼淚彈鋼琴真是殘酷，魯迅說“救救孩子”，到現(xiàn)在還沒得救，我說得先救救教育。
我們應該學習過去科舉的方式來改革中國的教育�？婆e的內(nèi)容是跟著時代變的。明朝開始，朱元璋開始用八股文考試，內(nèi)容比較陳腐，但陳腐的并不是科舉這個制度。這個制度是很先進的，英國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有名的，很先進的，英國人自己說，我是跟中國的科舉學來的，引進來的。書上明明白白說的，美國就學英國。
科舉還有一個好處——公平、嚴格�？婆e犯的錯誤的這些官，重的營私舞弊的要判死刑，所以把公平看得很重要�；实鄱伎粗剡@個事情，唐玄宗沒有機會參加科舉，很羨慕進士，他就在大殿的柱子上，寫貢進士李某某(他自己)。隋煬帝也好文學，他想我要是不當皇帝，考科舉也能考個狀元。曾國藩是進士，是最高級的了，入過翰林院。左宗棠只是個舉人，左宗棠對曾國藩也不服氣，但在這點上不得不服氣。
我欣賞科舉，是鼓勵自學
任先生分析說，辛亥革命以后，我們的教育制度從最早學習歐美，后來學習日本到解放后學習前蘇聯(lián)，自己傳統(tǒng)的制度被廢止了，只走辦學校一條路。而教育的途徑本來有三個：家庭、學校和社會�，F(xiàn)在由于許多家長是雙職工等諸多原因，家庭教育幾乎是空白，社會教育也沒有啟動起來，這使得長期以來，我國培養(yǎng)人才的途徑，就只有校一條路。他擔心，這條路走下去，會限制了人才的脫穎而出。
我欣賞科舉，是鼓勵自學。科舉制度始終把自學放到第一位，古代也有書院，也有大學，大學的數(shù)目很少，國子監(jiān)是國家的學校，各省也有一些書院。有官辦的，有私辦的。這些學校畢竟是少數(shù)。多數(shù)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用自學的方法，來達到國家要求的水平。國家就用科舉來選擇學得好的。
這樣一個方式給人一個公開的機會，放個尺子，跳過去就及格了，跳不過去就接著再繼續(xù)練。不要求限你幾年，不要求那個。會了為止，達到那個水平為止。
宋朝有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年輕時母親改
嫁，家里很窮，住在寺廟里。他吃飯熬的粥，熬得稠了一點，涼了以后，凝固了，用刀子劃開，上午吃這一半，下午吃那一半。這種情況之下他就苦讀，結(jié)果成為有名的政治家。這種人很多，大寺院的圖書館藏書很多，他們就借著看，吃飯隨著和尚吃，一打鐘和尚拿著缽子去了，他也跟著去，后來有的人一年半年老不走，老在那兒跟著吃和尚的飯，和尚就想辦法治他。吃完了飯再打鐘，結(jié)果打鐘去了，人家已經(jīng)吃過了。范仲淹有些牢騷，就題詩題到墻上，后來他做了宰相，又回去看看廟怎么樣，看到當年墻上的字，別人用壁紗把它罩上了。等于現(xiàn)在用玻璃罩罩上了，名人的字跡嘛。范仲淹就很感慨�，F(xiàn)在我們只有學校教育這個辦法，把這條路堵死了。
其實社會這么大，十三億人口，幾億的孩子，藏龍臥虎多得很。會出現(xiàn)很多人才，不過你得給他機會，沒有機會他怎么表現(xiàn)呢。
學校培養(yǎng)人現(xiàn)在變成什么，成批的拔尖的人也沒有，太差的人也沒有。培養(yǎng)人才不像蒸饅頭一樣，特別是拔尖的人才不是一樣的。
建議國家不再設博導
任先生說，各大學招生和培養(yǎng)博士生標準不一，招生和應試的各有所圖，各得其所。國家培養(yǎng)尖端人才，培養(yǎng)碩士生、博士生，是國家的百年大計。在激烈競爭的當代，我們疏忽不得，也疏忽不起。
我那個辦法就是，承認同等學力。中學同等學力、大學同等學力、研究生同等學力都可以，承認這個同等學力就行。只要政策定了，達到這個標準，不管你是在校外學的，在校內(nèi)學的，達到就行了，就承認你。
為了改變目前研究生培養(yǎng)的混亂無序，國家應當當作一件大事來抓，從古人實行的科舉制度中采取其合理部分參考、借鑒：
�、趴梢耘囵B(yǎng)出合乎國家要求的人才。濫竽充數(shù)、不合格的學校及不合格的導師將自行消失。
�、婆囵B(yǎng)研究生不再規(guī)定畢業(yè)年限，學校只發(fā)給在校學習年限的證書，各校不再授予學位。研究生學完應當達到的學分，可以報國家的科舉考試，一次考試不中，還可多次再試，只是不能繼續(xù)在校學習。
⑶國家不再設博導。大學教師按道理每一個教授都應具帶博士生的能力。我們常說“與世界接軌”，我們的“博士生導師”稱號就沒有與世界接軌。外國的教授名片從來沒有“博導”字樣�！驌�(jù)央視《大家》欄目、《三聯(lián)生活周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