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振鐘
這兩位人物的名聲都不算小，都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方士。抱樸子就是葛洪，《晉書》記：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好神仙導養(yǎng)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
《抱樸子》自序中說：
洪之為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丑陋，而終不辨，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襤褸，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腳。洪其于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樸之士。是以供著書，因以自號焉。
陶隱居即陶弘景，又字通明，號貞白，丹陽秣陵人，《太平廣記·神仙》錄：
貞白先生陶君……幼而聰識，長而博達，因讀《神仙傳》，有乘云馭龍之志。年十七與江斅、褚炫、劉俊為宋朝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余，稍服食，后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傅奉朝請，乃拜表解職……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
隱居也作自述道：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之上，以吐納余暇，游乎方伎……
道教至晉、宋時代，在中國南方聲勢很大，葛洪和陶弘景應該說是這一時期里的前后代表。并且，從上面的傳、錄中還可以看出，葛洪與陶弘景之間還有一種傳承關系，由于受葛洪《神仙傳》的影響，青年陶弘景產生了學道的志愿，從而日后在茅山開創(chuàng)了東南道教新圣地。歷來講道教，并沒有多少思想學說上的事情可論，大都從神仙方藥這類具體問題著眼為要�？幢阕痈鸷榕c華陽隱居陶弘景亦如此。葛洪著《抱樸子》，代表他的道家特點的內篇二十卷，按他自己的說法，其內容專門“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yǎng)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理論上的論說較次要，介紹金丹、仙藥、黃白這些修真養(yǎng)性、得道成仙的具體方法才是主要目的。至于陶弘景，他自然首先也是一個燒藥煉丹的專家，自從到了茅山后，四十多年時間中，陶弘景重要的事情就是用
黃金、
朱砂、
曾青、
雄黃等“合
飛丹”，據說這種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對人能“飛化”成仙大有效驗，直至晚年，他還燒煉出了“善勝”、“成勝”兩種仙丹，可見他一生是怎樣致力于神仙事業(yè)的。
中國文人對于道教的信仰，大概以東晉、南朝時最厲害。很多文人都皈依道教，據學者的考證，那時凡名字帶著一個“之”的士大夫文人，毫無疑問都是道教信徒，看《世說新語》之類的書，“之”字號的文人真是多，可見道教徒在士大夫階層中的比重。為什么?這個問題，顯然與處在亂世中的文人特別希望保全性命的愿望有關，文人的養(yǎng)生要求，越來越上升到了超越一切世俗之上的自然之道。著名文人嵇康，就曾經洋洋灑灑寫過一篇《養(yǎng)生論》，代表那時的士大夫文人集團，表達了他們尊崇性命的強烈愿望和現實要求。不難想像，道教在養(yǎng)生方面的理論和方法，最大限度地打動了士大夫文人，使他們成為這些養(yǎng)生理論和方法最熱情、最起勁的追隨者和實踐者。且不要說養(yǎng)生怎樣給生命憂患之中的文人帶來多少幻想，多少精神上的安慰和歡樂，也帶來多少生理上的變態(tài)及肉體上的痛苦，帶來多少生命的危害，在這一切的另一面，由于士大夫文人對養(yǎng)生的熱心推動，與養(yǎng)生密切相關的醫(yī)方研究亦空前發(fā)達起來了。晉、宋以后三百年間，士大夫文人醫(yī)方的著錄，數量上可以說大大超過了以前，說這三百年是一個養(yǎng)生的時代，從生命和醫(yī)學的兩種角度上看，都沒有什么問題。
人們記住了這個養(yǎng)生時代的特點，當然也就不能不記住抱樸子和陶隱居。假如你單單把他們當作有名的道士，以為他們不過是身穿太極衣、頭戴五常冠、手持
桃木劍、口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輩，那就不免小看了他們作為養(yǎng)生學領袖的意義了。一代有一代的文化，由于抱樸子和陶隱居從“性命”的根源性上疏導了當時士大夫文人普遍的生存焦慮，從而不但使養(yǎng)生文化成為那一時代最突出、最有影響的文化時尚，而且還使之相沿成習，成為士大夫文人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恰恰因為這一點，抱樸子、陶隱居的名字才具有那個時代特殊的文化魅力。一部《抱樸子》成為那時士大夫文人必讀的生活教科書，自不必說有多么大的感召力，就是陶隱居以道自命、入山修真之初，據史傳上說，那也傾動了建康城里多少名人，“公卿祖之征虜亭，供賬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他就這樣去了山中，潛心著述，為士大夫文人們尋一條生命的康莊大道去了。我見到幾部醫(yī)史，都將抱樸子和陶隱居列為魏晉醫(yī)學中最有貢獻的人物，起初理解上還不夠深入，現在重讀抱樸子和陶隱居，看到他們怎樣在中國原始養(yǎng)生學基礎上，進一步融入了士大夫文人的“性命”觀點，建立了適合中國士大夫文人生命理想的養(yǎng)生學，這才感到他們進入中國醫(yī)史實在并不缺少資格。相比之下，那種簡單地從醫(yī)藥技術和經驗的角度來解釋他們醫(yī)學才能的說法，反而顯得有點淺薄，雖然他們兩個人確實都在專修神仙導養(yǎng)之外寫了不少的醫(yī)藥著作，如抱樸子的《肘后備急方》，陶隱居的《陶氏效驗方》，然而總不如在思想深處找出他們與醫(yī)學之道根底相連的地方更能夠說明問題的本質。
抱樸子出身貧寒，一生經歷富有傳奇色彩。他從小靠借書閱讀而能博覽群書，后由于戰(zhàn)亂頻仍，沒有能夠做成文人，可好幾回做了帶兵打仗的武官，他在箭法、刀法和杖法上都有過人之處，是從刀光血影中走過來的人，最后辭了征召和爵位，帶著子侄一千人，跑到南方廣州羅浮山“煉丹以求遐壽”去了，八十一歲托言尋師，“尸解得仙”，終成道家正果。陶弘景卻生在名門士族，小時候即有異稟，年輕時為王室服務，并且結識了后來成為梁朝武帝的蕭道成。他的隱身道門，完全是為了完成他的素志，雖說他在隱居地茅山筑高樓、聽松風、游泉石、煉飛丹，然而他又是皇帝的高參，京城里的政治大事，常常要向他咨詢的，所以“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他的死，也極其不同尋常，“自知應逝，逆亡日，為告逝詩……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抱樸子和陶隱居兩人的年歲，在那個往往短命的時代都活得挺長的，而且都以死對肉體的解脫，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所以，我們應該承認，抱樸子和陶隱居對未來最大的貢獻，就在于他們都成了養(yǎng)生文化的標本。如此，褻瀆了兩位神仙也未可知.
